尊龙凯时 (中国)人生就是搏!去年4月开始，北京对600个居民小区进行了垃圾分类试点，到今年11月份，试点小区已达1200多家。但一种现象正悄悄蔓延：最初在社区进行垃圾分类指导和监督的志愿者“绿袖标”，逐渐让位于专职垃圾分拣员。“找垃圾分拣员也是一种无奈”，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最初希望用外地人分拣垃圾来刺激本地人，但现在他们除了资金捉襟见肘外，更大的问题是“你等于没培养出市民的垃圾分类习惯。”垃圾分拣员的大量使用凸显了一个现实矛盾：一方面垃圾分类时间紧、任务重，一方面百姓的习惯没得到根本改变。

　　去年4月开始，北京对600个居民小区进行了垃圾分类试点，到今年11月份，试点小区已达1200多家。但一种现象正悄悄蔓延：最初在社区进行垃圾分类指导和监督的志愿者“绿袖标”，逐渐让位于专职垃圾分拣员。“找垃圾分拣员也是一种无奈”，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最初希望用外地人分拣垃圾来刺激本地人，但现在他们除了资金捉襟见肘外，更大的问题是“你等于没培养出市民的垃圾分类习惯。”垃圾分拣员的大量使用凸显了一个现实矛盾：一方面垃圾分类时间紧、任务重，一方面百姓的习惯没得到根本改变。

　　马大爷每天会扔两次垃圾。卫生间里的纸篓装厕所垃圾，厨房里的塑料袋装其余的垃圾。“垃圾分类，我现在有这个意识了”，但马大爷认为即便他费劲分了，最终也是不了了之，“后续没有人管”。47岁的曾大姐，是马大爷这个社区的垃圾分拣员。每天，她要把8组垃圾桶里的垃圾按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来分类。这份工作，她每月可拿到1100元“工资”，这笔钱来自街道办。

　　马大爷的无奈和曾大姐这一新工种的背后，其实折射着北京垃圾分类的一个困局。

　　去年4月开始，北京对600个居民小区进行了垃圾分类试点，到今年11月份，试点小区已达1200多家。但一种现象正悄悄蔓延：最初在社区进行垃圾分类指导和监督的志愿者“绿袖标”，逐渐让位于专职垃圾分拣员。“找垃圾分拣员也是一种无奈”，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最初希望用外地人分拣垃圾来刺激本地人，但现在他们除了资金捉襟见肘外，更大的问题是“你等于没培养出市民的垃圾分类习惯”。

　　垃圾分拣员的大量使用凸显了一个现实矛盾：一方面垃圾分类时间紧、任务重，一方面百姓的习惯没得到根本改变。对此，许多人失去了耐性，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普通市民，前者的观点是“百姓素质没提上去，搞垃圾分类太难”；后者则认为“百姓就是分类了，政府后续处理跟不上也白搭”。

　　“其实，政府现在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让百姓重拾信心。光靠政府出钱买服务是不现实的”。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负责垃圾工作的张伯驹说。

　　“垃圾分类刚起步，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老话最适合现在这项工作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在朝阳区的一个参与垃圾分类的老旧小区内，马大爷和一群老哥们每天都会到楼下下棋。他下棋时，总会从家里带出垃圾，顺手扔到棋桌旁的垃圾桶里。他最近注意到这三个垃圾桶有点变化：它们被固定在一个新的铁架子上。马大爷之所以注意到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铁架子让他倒垃圾有些不方便：顶子太低，容易磕着脑袋。但至于这个铁架子上贴着的垃圾分类内容，三个垃圾桶下面底座的不同之处，乃至于为什么弄这样一个铁架子，他却并不关心。

　　即便他被告知垃圾架子是计量垃圾投放量和频率的垃圾分类科研工具，他更关注的还是这是否是给将来扔垃圾收费做准备。“将来老百姓扔个垃圾还得收钱，尤其是不分类也收钱，这怎么收啊，谁来管啊？还专门有人看着吗？”马大爷看报纸知道《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尊龙凯时 (中国)人生就是搏!，里面的内容提到了北京市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收费制度。

　　在马大爷看来，小区提倡的垃圾分类和自己家里的垃圾分类完全是两回事。“开始有绿袖标给我们讲，居委会也讲分类，这是好事，但谁家过日子这么仔细啊”，马大爷说他家其实早就分类了：厕所一个塑料袋，专门装卫生纸；厨房一个塑料袋，装其他所有的垃圾，至于能卖钱的，自然卖给收废品的。

　　“我们现在是有意识，没习惯，你要想起来了，就在家里头给分细点，但一忙活就忘了”尊龙凯时 (中国)人生就是搏!，马大爷认为政府不能把垃圾分类的“责任”全部都推给市民，“更何况老百姓前面分了，到后面运的时候，就又混了。”

　　海淀苏州桥附近一家试点小区里，一位女租客上班出门时顺手把一塑料袋垃圾扔到了“其他垃圾”桶里，而旁边一位垃圾分拣员和一名垃圾运输员正在给刚分好的垃圾打包装车。这位女租客的垃圾袋里既有果皮菜帮牛奶袋，也有脏土废纸。“咳，我就是暂时租住，没多久就走了”，这位女士说小区最近才开始垃圾分类，自己也是刚有这个意识，习惯还谈不上尊龙凯时 (中国)人生就是搏!，“关键是，我就是培养了这个习惯，等到别的小区住，人家那要没实行垃圾分类怎么办啊。”

　　这位女士看着忙碌的垃圾分拣员和运输员说：“其实，垃圾分类还是得找专业的，像他们这样的，多省事啊。”

　　这位女士旁边忙活的垃圾分拣员殷大姐，运输员老孙，都来自河南，他们说自己是居委会直接找的。殷大姐每月工资1200元，来自于居委会。她的工作是将混装在分类垃圾桶的垃圾按“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余垃圾”分拣打包，然后帮助孙大哥抬上垃圾车。

　　而老孙没有工资，他的收入来自垃圾桶里那些“可回收垃圾”。他靠卖垃圾，每天可获得最低二三十元，最高六七十元的收入。他跟殷的分工很明确，殷大姐负责分拣打包，但不允许卖废品，老孙则可以卖垃圾。

　　其实，许多试点小区都采用了垃圾分拣员。曾大姐就是马大爷所在社区的一位分拣员，老家在四川。不过与殷、孙不同，曾大姐说她和爱人属于一家保洁公司，她干垃圾分拣员的目的是贴补家用她每个月仅垃圾分拣就可以拿到900多元，这还不算保洁公司开的工资。她分拣出来的废品，又可以由老公拿去卖，这对于一个拥有四口人的外来打工之家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对稳定有效的收入模式了。

　　当然，垃圾分拣员的工作是辛苦的，每个垃圾分拣员少则负责三四组垃圾桶，多则负责七八组垃圾桶的分拣。夏天，即便戴着口罩，也难以忍受刺鼻的臭味，甚至回家根本不想吃饭。

　　这些垃圾分拣员的“工资”往往来自于政府对“绿袖标垃圾分类指导员”的经济补贴，按照标准“绿袖标”每人每月是600元。

　　2010年4月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刚开始时，“绿袖标”便已在各试点小区上岗了。彼时，“绿袖标”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的，他们主要是小区的热心居民，而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扔垃圾的高峰期在垃圾桶边指导和监督居民垃圾分类。

　　但现在，很多小区基本看不到戴着“绿袖标”的大爷大妈，它们被转移到了垃圾分拣员的胳膊上。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北京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后曾撰写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真实履历研究报告》，其中就提到了“绿袖标”转变一事。该报告阐述：有的“绿袖标”来自居民，垃圾分拣员来自垃圾清运员；而有的“绿袖标”和垃圾分拣员则是一个人完成。而不同社区内，绿袖标和垃圾分拣员的管理方又不一样，有的属于街道社区，有的则归物业管。

　　这种情况对街道和社区来说，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小区“绿袖标”在垃圾分类试点之初的确起到了作用，居民看在左邻右舍的面子上，也会听从指导，再加上工作刚开始的新鲜劲，垃圾分类率能从20%迅速升至65%。但“绿袖标”们终究是老人多，禁不住劳累，冬冷夏暑，垃圾又不卫生，这样很难让人长期坚持。而居民们一旦新鲜劲过去了，习惯又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自然会下降。这位工作人员说居民区垃圾分类主要是厨余垃圾的分拣。他们小区的厨余垃圾主要运往高安屯厨余垃圾处理厂，但该厂要求运来的厨余垃圾分拣达到90%。“从20%到65%这容易，但从65%到90%就很难了，以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居民的自觉不大可能。”

　　而另一家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居委会只有四个人，“我自己还负责三项工作，再加上垃圾分类，的确顾不过来。”在他看来，物业的支持至关重要，也能分担很多居委会工作的压力，但他们（物业）之所以会支持是因为居委会要给他们一部分钱。

　　无论河南的殷大姐还是四川的曾大姐，在上岗前都经过了培训，已清楚垃圾分类。但通常情况下，垃圾分拣员们“光练不说”。“我哪敢说人家你得分类啊，人家是业主。我们就是说人家也不听啊”，殷大姐说。

　　其实，无论街道办还是社区居委会，也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一位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之前所以找“分拣员”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刺激”小区居民：人家外来打工者给你分拣，你还好意思不分类？但现在的情况却成了垃圾的确分类了，可居民的习惯并没有养成，反而培养了惰性。

　　“自然之友”的报告里也提到：“北京市召集绿袖标志愿者的本意是通过一些先知先觉的居民来对其他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引导和宣传在一些小区里，绿袖标就是垃圾清运员，他们的引导和宣传作用更小，而主要工作就是垃圾分拣。从引导、宣传，到自己动手二次分拣，说明目前的绿袖标制度并未有效促进居民垃圾分类。”

　　而给垃圾分拣员的补贴，无论对街道还是社区都是一个压力。尽管对垃圾分类试点地区，政府部门有专门财政支持，但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这项专款对一些社区来说已捉襟见肘。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的钱又要给居民买垃圾桶、塑料袋，还要给他们买小奖品激励，同时还要给分拣员补贴。“我们就是把补贴绿袖标的600元给了垃圾分拣员，人家也不愿意干啊，对他们来说600元太少了，人家是来打工的”，这位工作人员说现在他们已动用了其他资金来补垃圾分类。也有的小区则是在请示上级后，把两个人的钱用在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以渡过难关。

　　“一方面，我们得确保垃圾分类率，一方面居民自身素质又没到那个份上，您说怎么办？”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其实就是靠“政府花钱买服务”，来确保垃圾分类，而这笔钱目前看还不够。

　　对一些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尴尬来自这样一种矛盾“这个工作突然间就来了，可百姓的习惯还有素质又没到这个份上，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位工作人员说。

　　但对于一些居民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百姓的素质和生活习惯，而是出于一个疑问：垃圾分类到底是一项活动，还是一项政策。由于不知道内因，很多人看到“绿袖标”没有了，便产生一个错觉：“刚开始这垃圾分类有人监督有人管，现在也没人管了。”于是，在部分工作人员和一些百姓间产生了一种“分歧”。前者觉得政府做了那么多事，但百姓却不知道不理解；后者则担心这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此外，信息不通畅也是造成这一“分歧”的原因。“我们交垃圾费了啊，这钱不就是负责处理垃圾的吗？”在一个老小区里，一位大爷这样说。他并不知道垃圾分拣员背后的费用来自何方。

　　实际上，不仅用于垃圾分拣员身上的费用许多人不知道，政府用于垃圾分类后端的投入许多人同样不知。例如许多居民把分类责任推给垃圾分拣员的一个理由就是前端分了，后端装运处理上又会混装。但一家区级环卫中心的人士表示，只要是试点小区的分类垃圾都是分类装运，特别是厨余垃圾。每天他们的厨余垃圾车都会进小区装运。据他介绍，该中心配备的20辆厨余垃圾车，单价40余万元，全部由政府买单。但现在由于前端分类做的不好，因此造成这些最大载重3吨的垃圾车收集量不高，空驶现象比较严重。

　　“垃圾分类本就应该由居民来做，特别是厨余垃圾，只有居民在家分才能分得彻底，分拣员从已经混装的垃圾中分厨余垃圾本来就是低效的工作，因为很多东西根本分不出来”，张伯驹说。

　　尽管从“绿袖标”向“垃圾分拣员”的过渡中暴露出来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有一种力量却始终关注并参与着这件事情。“自然之友”是一家知名的民间环保组织。用张伯驹的话说，现在它正以一种政府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据张伯驹介绍，他们会定期与市市政市容委的工作人员碰头，提出看法和建议，而政府也能虚心听取意见。

　　张伯驹说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垃圾分类”坚持下来，一方面是加大投入，特别是在垃圾装运和后期处理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要改进宣传方式，例如针对特定对象，发动社区周边的学生及70后、80后，让他们成为“绿袖标”的主体，而不仅仅依靠老人。此外，通过建立长效激励机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来完善。在他看来，政府采取垃圾分类处理制度是一个明智之举。

　　张伯驹说“自然之友”之所以支持政府搞垃圾分类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注意到垃圾分类不是在搞一个活动，而是在做一件实事。尽管他们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细节上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主要是帮百姓树立对垃圾分类的信心，”张伯驹认为，只要坚持下去，让百姓能够看到实际的努力，人们的观念一定会逐渐改变，“坚持，可以团结更多的人”。其实无论张伯驹还是市市政市容委的工作人员都把现在所遭遇的一些问题，看成是垃圾分类初期的一个必然。张伯驹说干肯定会出现问题，但不干问题更大。而市市政市容委的工作人员认为现在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归为两个字“坚持”。

　　据了解，目前由于垃圾分类比例提高，全市垃圾填埋比例下降10%。市市政市容委曾表示，目前全市再生资源回收量持续上升，生活垃圾产生量继续下降，由此带来垃圾处理结构得到优化，焚烧、生化、卫生填埋处理比例由2010年的10：10：80，调整为现在的15：15：70，垃圾填埋量比例下降了10%，而堆肥等生化处理上升了5%。

　　据介绍，去年北京完成了600个垃圾分类社区，到2015年前将完成总共3200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占全市社区总数的80%。